自1878年枣庄中兴矿局开办以来，广大矿工始终被牢牢束缚在封建把头制度的桎梏之下，长期忍受着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，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都非常低下。中兴公司把工人分成“里工”和“外工”。里工由公司直接聘用，工资按月发放，待遇优厚；外工即外包工，由包工头雇用和结算工资。包工头对外工的剥削和压榨非常残酷，甚至毫无顾忌。

资本家和把头对广大矿工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，激起了矿工们的强烈反抗。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发展，经营扩大，矿工人数逐渐增加。到20世纪20年代，矿工总数达8500人，形成了一支强大的产业工人大军。“外工”人数达4500人，而他们受的压迫和剥削最重，社会地位最低，生活最艰苦。他们不仅是煤炭生产的主力军，而且是革命斗争的先锋。

最早，工人的反抗是利用罢工、逃跑破坏机器等各种形式进行顽强的斗争，进而由自发的个人行动发展到有组织的集体怠工、睡觉、故意制造事故，破坏照明设备、造成井下停电、生产停顿。有时他们暗地里把工头吊起来毒打一顿，搞得把头害怕工人。

1926年春，纪子瑞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，到枣庄煤矿开展工运和建党工作。一到煤矿，纪子瑞便和工人们一起食宿，一起下煤井掘煤，很快同工人们打成一片，工人们都拥护他，信任他。纪子瑞联系矿工的悲惨生活讲解革命道理，启发矿工们的觉悟，号召工人们组织团结起来，加入自己的工会组织。纪子瑞还在晚上组织积极分子学习革命理论，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，为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做准备。当年夏，纪子瑞发展了蒋福义、张福林等19名党员，成立了枣庄地区第一个党支部。12月，建立了地下工会，选举7人组成工会委员会，张福林任主席，发展第一批会员50余人。当时，工会在工人心中威信极高，团结周围工人达数千人，曾出现了“打倒土豪劣绅”“打倒军阀统治”“拥护革命军"等标语，小型的罢工斗争接连不断。

1932年夏天，中兴煤矿公司仅给里工分“花红”，而出力最大的矿工属于外工没有分到“花红”，引起了矿工们的愤怒，进行了“七月大罢工”。没想到一年以后，中兴煤矿仍然只给里工和矿警的头目分“花红”，这一次引起了众多挖煤出大力的矿工极度不满。1933年“五一”节前后，矿区工人再接再励展开了外工向中兴煤矿公司要花红的斗争。

经过周密的准备，1933年5月1日，矿区临时工委在枣庄城西二十里的中陈郝村召开工人罢工大会，方针是保证取得胜利，那怕是个小胜利，以便恢复工人的斗争情绪。理由是：外工最苦、出力最大，反而得不到超额生产奖金——花红。而里工和矿警却都有花红，这是公司不合理、不公道的待遇，应当一视同仁地发花红。在策略上，公开向黄色工会提出要求，要其主持公道、给予支持。这样，一方面可以取得斗争合法，避免军警干涉，另一方面可以暴露黄色工会为资本家服务的本质。同时要争取里工和矿警的支持，说明发给外工花红对他们不仅没有损失，相反的对他们更有利益，因为外工得到花红提高积极性，生产更能超额，里工和矿警都将得到更多的花红。

这次斗争胜利就可以打开一年多的沉闷局面，锻炼运用斗争策略的能力。斗争的主要策略，是党员负责人尽量隐蔽，推动和掌握有威望的非党工人出面。这样做的结果，从黄色工会到社会舆论都得到了支持，工人贴传单，矿外集合，都未受到破坏，斗争取得了胜利。

中兴煤矿工人这次斗争的胜利，不仅具有经济意义，而且在政治上鼓舞了工人的斗志，打破了当时枣庄工人运动沉闷的局面，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斗志和情绪，推动了党组织的恢复和革命运动的发展。

（根据《郭子化关于枣庄地区革命斗争的简要回忆》有关资料整理）